2022-07-14 14: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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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临床上的脂肪肝患者激增。据统计,在上海的成人脂肪肝患病率已达15.35%。按全市人口1600万换算,上海目前患脂肪肝的人数约有250万人。在这个群体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年
近年来,临床上的脂肪肝患者激增。据统计,在上海的成人脂肪肝患病率已达15.35%。按全市人口1600万换算,上海目前患脂肪肝的人数约有250万人。在这个群体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年轻人。
鹅肝、肥牛片、扎啤……
“兹兹!”
B超扫过肝脏,在屏幕上呈现出“卫星云图”,几秒钟后,影象变幻成点状,并加快了频率。随着射线转移到不同区域,波段逐渐衰退减弱。
医生用冷静的语调宣布结果。蔡培林一时有点错愕,然后看到手里的白色诊断书上,清晰地写着三个字:脂肪肝。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补充一点专业知识。当B超针对肝脏的检查过程中,只要影像上肝实质呈点状高回声,同时肝深部回声衰减速或肝内血管显示不清,只要符合这两项标准,就可诊断为脂肪肝。很遗憾,蔡培林“中标”了。
在潦草字迹中,他还找到了一个阿拉伯数字:35%,这是根据超声波和医学标准换算出来的肝脂总量值。医院走廊的墙壁上的卫生常识宣传海报,上面写着,正常人的肝内总脂量,约占肝重的5%。
这也就意味着,在蔡培林那小小的肝脏内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重量,已属于脂肪们的天下。乐观的他开始想象,有那么多甘油三酯和脂酸分子在体内狂欢,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是的,它们的聚会早就在进行了,但也许是从两个半小时前才开始。
在匆匆结束了一场会议后,蔡培林终于出现在朋友的饭桌上。迟到的代价是,罚酒三杯。冰凉的液体顺喉咙而下,一路激发出细胞们的热辣回应。在铁板上烤得吱吱作响的鹅肝、肥牛片,刚刚从烤箱里端出来的海鲜意式披萨,鲜红肥厚的金枪鱼和酥脆的天妇罗炸虾,如自来水般流淌的扎啤,以及丝滑细腻的焦糖奶油冰淇淋……
蔡培林正身处这个城市最流行的一家自助餐厅。下着小雨的闷热的周五傍晚,每一条道路都被亮着刺眼红灯的汽车塞满,如此一个明亮、凉爽、飘散着食物香气和悦耳音乐的所在,犹如天堂。身边人们的脸上都是欢愉的神情,在面对吃完便被迅速补充的美食,大家唯一恨的,或许只是自己的胃口太小。
而这,只是他长期以来眼花缭乱的饮食生活中的毫不起眼的小片段。
年轻,所以“不设防”
此时,白建行的烦恼要略多些。虽然拿到同样一纸诊断,但他的较真让他的错愕和想象力变得更加具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脂肪肝是明确的疾病名称,主码是k76。001。世界主要卫生组织都相继制定了脂肪肝的防治指南,2006年,我国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会组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在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分别制定了《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两部重要规范化文件,成为我国诊疗脂肪肝的标准。
毫不夸张地说,脂肪肝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肝脏疾病,并且已被认为是隐蔽性肝硬化的常见原因;其中,超过50%的人更是糖尿病的后备军。
上海市肝病防治中心主任瞿瑶解释说,脂肪肝是一种常见肝病,并且可以通过及时诊治使其逆转。通俗点说,只要认真对待,就能让它自然恢复。
可这个结果还是越来越让白建行吃惊。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脂肪肝离自己很远:还算年轻,看上去似乎不胖,直系亲属中没有一个脂肪肝病人,不抽烟,一周或许还能抽空去次健身房,除了有点贪口腹之欲——在这个美食风行的年代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怎么吃也不见胖”又是太方便的借口——你觉得自己过着完美的健康生活。
数字却说,他错了。
更可怕的是,当白建行走进酒吧时,血糖值等指标再健康不过。但是那感觉并不好,饥饿、被工作压力纠缠的坏情绪、甚至沿途空气中氤氲的闷热,一切似乎都那么糟糕,只有几杯酒、一盘高脂高热的食物下肚,暖意和幸福感才缓缓从体内发散。
脂肪肝患者中胖子占三分之一
谁又能否认,这种对酒精和肉食的渴盼和需求不是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呢?
1962年,美国遗传学家JamesNeel 提出“节俭基因”的理论,在他看来,先天基因是解释现代社会中类似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激增的关键。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食物缺乏一直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由于食物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食物不能被长期保留,人类一直过着饱一顿,饥几顿的生活,能够最大限度有效利用食物的个体从而拥有生存上的优势。在经历了反复的饥荒选择后,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和他们体内的基因,就会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被保留下来。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巫善明进一步解释,这些同胰岛素分泌有关的基因就是所谓的“节俭基因”,它们可以在饱餐一顿后刺激大量分泌胰岛素,从而最大限度地转化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虽然这样做的代价是可能导致肥胖,但它对肌体的危害,却直到中年后才会表现出来。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
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允许我们肥胖的基因,而肥胖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最常见和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资料显示,80例脂肪肝患者中伴有肥胖占27例,比例为33。8%;109例肥胖兼高血脂症的患者,检出脂肪肝56例,比例为51%。
但事实却不尽如此。
“酒精性”发病率迅速上升
肥胖并不是引发脂肪肝的唯一原因,还有酒精,这个损害肝脏的第一杀手。由饮酒而引发的脂肪肝称为酒精性脂肪肝,东方肝胆医院综合治疗科黄耀介绍,70%-95%慢性嗜酒者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酒精进入身体后,在肝脏内经过一系列的生化过程,最终转化为甘油三脂。长期大量饮酒必然会有大量甘油三脂堆积在肝脏之中,逐渐形成脂肪肝。同时,酒精对肝细胞的毒性使肝细胞对脂肪酸的分解和代谢发生障碍,引起肝内脂肪沉积而造成脂肪肝。饮酒越多,脂肪肝也就越严重。
有一项调查指出:二十世纪60年代的酒精性肝硬化与其他病因的肝硬化相比,欧洲占42%,美洲66%,亚洲11%,而中国不足5%。黄耀表示,“但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和酒精饮料消费的日益增长,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率在我国迅速上升。”
至此,我们至少明白了脂肪肝的两大罪魁祸首:无规律无节制的进食和酒精。但瞿瑶介绍,营养不良也会引发脂肪肝。“肥胖者容易得脂肪肝,但并不是说瘦人就不会得脂肪肝。”
据瞿瑶介绍,在体检中常常发现有的人很瘦但也患有脂肪肝,这主要是由于长期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或吸收不良,不能满足机体需求时导致的。长此以往便会影响脱辅基蛋白及磷脂的合成,致使脂蛋白生成不足。“有的女孩子担心发胖,长期素食,或不吃饭,就会发生营养不良性脂肪肝。”
脂肪肝是一种“时代印记”
然而,关于脂肪肝的思考还应该更复杂而深远。患上这种病的过程其实充满了更宏大的时代印记。
一开始,不管是身边人还是媒体舆论,都未觉得“脂肪肝”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疾病,甚至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着生活达到了一个富贵的生活水准。
瞿瑶清楚的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医学书籍,不管是内科学、传染病学、肝脏病学等学科的书籍,都有一个现象:在这些众多的专业书籍列出的肝脏几百种疾病中,没有“脂肪肝”这样一个病名,也就是说脂肪肝不是人体的一个疾病,而之后的医学书籍中,脂肪肝这个名称大量出现。难道人类在二十多年前没有脂肪肝吗? 瞿瑶说,改革开放以前,人民的生活水平尚无法完全解决温饱,根本谈不上“大鱼大肉”和“饮酒如饭”,加之医学水平的局限,脂肪肝发病率远低于当前,所以当时的医学书籍中没有“脂肪肝”这样一个病名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如医学书籍在1981年之前从没有艾滋病、1989年之前从不提“丙型肝炎”一样。1980年后,随着超声、CT及核磁共振检查的普及与发展,脂肪肝逐渐引起临床关注。到1986年Schaffner 等提出脂肪性肝病的概念后,医学开始真正把脂肪肝作为一种临床综合征或独立疾病来对待和研究。
生活方式改变引出的“悲剧”
顺理成章牵引出的一个话题是:全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
或许另一个“富贵病”的数据能进行旁证。200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5个国家,你会发现拥有4090万糖尿病人的印度高居首位,其次是中国的3980万人,接下来才轮到美国的1920万人,俄罗斯960万人,德国740万人。基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另一项数据更有说服力,在美国,“糖尿病”的主要患病人群是收入低,受教育水平低,社会地位低的黑人、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2006年,纽约市卫生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黑人和中南美移民聚居的东哈雷姆区,糖尿病患病率约为16%到20%,而在几条街区之隔的上东区,高档公寓密集之处,数字仅为1%。
世界是平的。这个理论只适用于描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更多的影响其实在于,加速了发展中或落后国家的社会阶层分化。
“在一个变化的印度,成功遵循这样的模式:赚大钱,买车,买房,用仆人,下馆子,混夜场,然后得糖尿病和脂肪肝。”《纽约时报》记者N。R。Kleinfield笔下对印度的警告或许可以给我们同样的启示: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这些向富贵病迅速滑落的印度中产阶级,被当成振兴经济的希望,而医疗基础设施和保险制度远远不够完善的现实,会使这些疾病变成吞噬此前积累所有财富的无底洞。这样的悲剧正在上演。
是的。这个城市的白领们要为堵车担心,为股票担心,为房价担心,为职位担心,为爱情担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压力会刺激人对高脂食物和酒精饮料的渴求,即使清楚它们对健康的害处。
于是,他们吸着烟,喝着酒,一整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着: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在汽车里,在家里对着电视的沙发上。
可事实上,作为流行病所带来的种种危害信息,早就已经开始被传达和转告。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题为《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的报告,其中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数字庞大得令人吃惊:5580亿美元,大约3。9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国从2005年到2015年,由于糖尿病和脂肪肝等导致过早死亡而将损失的国民收入估值。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和脂肪肝是互为因果的两种疾病。
最后,被低估的,是人们不断牺牲的健康,还是这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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